刘继红 | 坎坷一生二叔父

【往期回读】

坎坷一生二叔父

丁中校友   刘继红

作者刘继红先生，麾村人，丁中1966届校友。

我的叔父刘鸿笔，1922年 3 月出生于江都麾村，受家庭环境熏陶，自幼勤学好问，学业优异，文采过人。初始从教，1942年3月参加工作，先后在麻村区、县货管局任财经办事员、财务会计；解放后在县人民法院、县公安局任书记员、预审员。叔母邵桂英则在家务农，操持家务。那时农村像这样一个既有人在家种田，粮食自打自扒、自给自足，又有人在政府机关工作，工资按月发放、旱涝保收的家庭，乡邻无不投以羡慕的目光。

然而天有不测风云，一场突如其来的政治运动，改变了叔父的人生轨迹，使这个原本幸福之家遭受严重挫折而一落千丈。

1957年4月，中央决定开展整风运动，同时号召群众提出批评建议。此后，这一运动采取“大鸣、大放、大字报、大辩论”的形式，在全国城乡普遍开花。有的群众针对党在实际工作中的缺点错误提出了很好的意见，但也有极少数资产阶级右派分子趁机向党和社会主义制度进攻，企图取代党的领导。针对这一情况，6月8日，中央发出《关于组织力量准备反击右派分子进攻的指示》。当天，《人民日报》还发表了《这是为什么？》的社论。一场轰轰烈烈的反右斗争迅速在全国范围内展开。到1958年夏季，运动基本结束，极少数资产阶级右派的进攻被打退。但由于反右斗争的严重扩大化，也使一批知识分子、爱国人士和党内干部被错划为右派分子，造成严重的后果。叔父是一个心直口快之人，在鸣放中提出了一些意见和建议。但在那反右扩大化的大背景下，叔父的善意被视为“反党反社会主义”言论而划为右派分子，开除公职，并于1958年 2月的一个月黑风寒的夜晚被遣送回乡。叔父什么时候到家我不知道，我只知道第二天早上起床后发现堂屋里的桌上、地上，横七竖八地放着大包小包、被服蚊帐、面盆茶缸、日用家杂，一家人耷拉着脸，神情凝重，面面相觑，屋里死一般的沉静。那时我年纪虽小，但已隐约感觉到，叔父家出事儿了，出大事儿了！

叔父回乡后，心情沉重，但又不得不面对现实。经过一段时间的调整，心态逐步恢复正常，并重新规划人生，开始新的生活。他每天天不亮就起床，手拿狗屎勺子、身背狗屎垃儿（方言，形似簸箕的拾狗粪的柳筐）出去拾狗屎，回来将狗屎倒入自家茅缸（粪坑）里沤制做肥料。然后回家烧早饭，顺带烧水烫猪食喂猪，接着又去开鸡窝把（喂）鸡食、扫兔笼把兔草，忙里忙外，但有条不紊。提起拾狗屎、烧早饭之事，还有一段有趣的小插曲。曾有人故意问叔父：“笔兄（乡人常称叔父为笔兄、笔大人），你早上起来都做些什么呀？”叔父不知套路，直接回答说：“早上起来拾狗屎烧早饭啊！”一向说话、用词考究的叔父这次在“拾狗屎”与“烧早饭”之间没有顿句，被好事者“踩住了”，并到处宣扬。“你们晓得啊，笔大人用狗屎烧早饭。”“活说（瞎说），哪有这事儿啊？”“是他自己说的，‘早上起来拾狗屎烧早饭’！”“哈哈哈！”这一玩笑话一度成为人们的茶余饭后，开心笑料。也就是这一玩笑话，让叔父每天坚持起早拾狗屎、烧早饭、把猪食、开鸡窝的事迅速传开，乡邻无不为叔父能迅速放下身段、融入底层、吃苦耐劳而投以敬佩的目光。

早上忙乎一大阵子后，吃完早饭便下地干活。叔父虽然从未做过田里的生活，但经过一段时间的摸索磨练，一般的农活基本都能拿得起来。在生产队，除了挑担挖沟之类的重体力劳动外，其他什么都干。叔父、叔母基本上每天都上工（到生产队劳动），无事从不缺勤，家务则由老祖母打理，因而年终分配基本不“缺粮”（所做工分值不够领回所分配的全家口粮的被称之为“缺粮户”），加上搞一些养猪、养鸡、养兔等家庭副业，长一些瓜果蔬菜，一家生活还算过得去。

然而，事情并非如人所愿。在那个处处以“阶级斗争为纲”的年代里，叔父头上的那顶右派帽子，就像唐僧的紧箍咒一样，时时在敲打着他，尽管他处处小心翼翼，但还是难逃厄运。1960年春，在粮食连年减产的情况下，农村各项工作也毫无起色，又常出现这样那样的问题，乱象丛生，这让社队干部们大伤脑筋，无计可施，只好在“地富反坏右”身上排原因、挖根源。当年3月的一天下午，公社在麾村南头一个生产队农场上召开的群众大会上，大会主持人 “深入透彻”地“分析”了当前“阶级斗争”的新情况、新问题、新动向，矛头直指“地富反坏右”破坏农业生产、破坏社会安定，并列举了“大量事实”，气氛异常紧张，火药味十足。也就是那一天，也不知对上了“大量事实”中的哪一条，叔父被当即带走实施劳动教养。就这样，一个原本脆弱的家庭再次受到重创。其间，其年幼的小女儿也在饥饿和疾病中夭折。一年后，叔父被解除劳教释放回家，奶奶一见面便哽咽着说：“你回来啦，我还以为再也见不到你了！”叔父随即扑上去喊到：“妈！儿子回来了，儿子不孝啊！”此时叔父已是声泪俱下，泣不成声，随后母子俩相拥而泣，抱头痛哭，其状凄不忍睹，站在一旁的我也早已是潸然泪下。

直到1978年，叔父的人生之路才出现转机。是年4月，中央决定对被划为右派的人进行全面复查，并对错划者予以平反纠正，摘掉右派分子帽子。其后县公安局派员对叔父的问题进行调查核实，并在公社公安特派员秦相贵的陪同下来到叔父家，询问叔父有什么要求，叔父说：“事已至此，我没有什么要求，只求组织上还我清白。”随后积压在心中二十余年委屈的泪水夺眶而出……次年1月，经县委江委组（1979）144号文件批复，对叔父右派问题予以改正，撤销一切不实之词。同时按照叔父本人留在本地就近安排工作意愿，安排其在麾村中学任教。在去县人事局报到的那天早上，叔父特地放了三个双声大炮仗以示庆贺。恰逢那年叔父又添了个大外孙，真是双喜临门。叔父喜形于色，即兴为其取名“重庆”。1982年4月，按照相关规定，叔父以正科级干部待遇离休。此后仍热衷于学校工会和公益活动，积极参与乡志编修工作。

2007年农历正月初二，叔父因病医治无效，走完了他坎坷的人生之路，安然离世，享年86岁。

诗云：

鸿鹄折翅坠深崖，蒙冤受屈声泪下。

笔墨润泽难挥毫，头顶右帽难生花。

安得盛世平冤案，三尺讲台展文华。

息景闲暇老友聚，笑语欢声伴晚霞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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